黄有光:从杨丽萍不想生看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谬误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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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快乐吗?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?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?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?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据媒体6月8日报道,有网友在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社交账号中留下评论,该网友称“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,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。”

据说,杨丽萍女士是因为要跳舞而长期节食,造成无法怀孕。若然,这位网友的评论的确有些不够厚道。杨女士为其事业作出重大牺牲,我们应该同情其不能生育的结果。可以说,为了跳舞而节食到不能生育的程度,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好的,是过分的,是不应该的,长期而言,对跳舞是否有利,也是可疑的。但这应该是对大多数在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过分拼搏中的青年人的忠告,而不是对像杨女士这样已经“在灯火阑珊处”的人的评论甚至讥笑。像她的情形,已经给定不能生育,只能在这个限制下,好好生活工作。天伦之乐虽然重要,但也有其他千种能够增加快乐,与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方法。还有,是否有孩子是夫妇双方的事,不可以只怪女方。

笔者从小就接受的一个思想是,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肯定是错误的封建思想。然而,到了耳顺之后,逐渐部分认同“无后为大”。不过,“无后”至少有几个不同的层次。在全人类甚至全生物界的层次,无后就是全球灭绝。这差不多是最大的灾难,必须尽可能避免。这个问题重要到有不少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它,包括牛津大学的全球优先课题研究所(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)(详见笔者2018年在牛津大学的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; 发表为Ng 2019.)。

另外一个极端是个人或各对夫妇的层次。在这个层次,笔者认为大致应该让各对夫妇自己决定是否要生孩子。生育孩子有重大的物质、时间与精神上的成本,而这绝大部分都是孩子的父母所承担。因此,各对夫妇应该有最大的发言权。不过,生孩子也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回报,以致有孩子的人,并不比没有孩子的比较不快乐。

为何说是“大致”,而不是完全呢?因为各对夫妇的生育决策,对他人,包括在上述全球的层次,和下述全国的层次,也可能会有些影响。因此,理想而言,最好能够考虑,或通过某种鼓励或遏制来影响。在这些考量中,一个要点是,有些夫妇的孩子,将来很可能是对除了本家庭以外的社会成员有利的,或有害的。例如,在杨丽萍的情形,作为著名舞蹈家,可以说,其孩子多数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人才。不过,在这方面,我们大致只能够让各对夫妇多少考虑对社会的影响,很难通过社会的措施来影响,因为多数会有更大的负作用。

关于“无后”,在上述全球与个人的层次之间,还有一些中间的层次,例如全国的、讲广东话的、家族的。对于这些中间层次,笔者认为我们只需要考虑全国的利益,不需要考虑(个人以外的)家族的与各省的利益。笔者甚至认为,虽然不应该禁止,但也不应该鼓励汉族的除普通话以外的各种方言的继续使用,因为学习的时间成本很高,还造成一些区域主义。在个人或家庭层次,最好逐渐放弃方言的使用,像笔者家庭放弃使用潮州话一样。对这个可能很有争议性的问题,我们以后有机会,可以专文讨论。

在全国的层次,中国已经进入生育不足,面临总人口大量下降的情形。因此,在这个层次,只要不是有重大负影响,鼓励生育,或至少各对夫妇倾向于生孩子,很可能是好的。但有如上述,大致必须让各对夫妇自己决定。

在关于是否应该生育孩子的问题,有一个可能错误看法是,只看平均,没有看边际。例如,如果在全球、全国等有关层次,都没有灭绝或生育不足的问题的情形,就不能够说,“每对夫妇必须至少生两个孩子,因为如果只生一个,每一代人之后,人口就减半,几十代人之后,就面临灭绝”。即使最好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,也不须要要求每对夫妇这么做,让人们选择,有些多生,有些少生,甚至不生。如果整体而言,在边际上是合适的,就没有问题。

不过,当人口的数目是一个有关变量时,有一个哲学家千年没有解决的伦理问题:在选择总人口的大小时,应该极大化平均(净)快乐,还是总(净)快乐?后者是前者乘以人口数。笔者回答了这个千年问题(Ng 1989),以后有机会,也可以专文讨论。

另外一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有趣的问题是,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人口数目的改变,因此可以证明,如果没有无知,也没有像污染等外部作用,完全竞争(没有垄断力量)的市场经济是最优的(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)。不过,当人口数目改变时,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(但不是就没有意义或重要性)。如果多生一个孩子,即使对其他人没有影响,但有了一个新的人,这个人的快乐(或福祉)不能忽视。不过,像笔者以前说过的一样,绝大多数夫妇,在决定是否要生一个孩子时,不会充分考虑这个孩子将来的福祉,而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,多少可能也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。如果预期孩子将来会痛苦,很可能影响决定不要生。但只要是大致快乐,快乐的程度对是否生育没有很大的影响。例如预期孩子将来的净快乐会是100万个单位,却不会因而愿意承担1万个单位的净痛苦来生这个孩子。这样,即使孩子的出生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,人们自利的选择,就可能导致最优的情形不能由市场的选择自然出现。即使没有垄断和外部作用,也可能须要某种干预,才能得到最优的结果。例如,政府补贴这对夫妇二十万元,使他们原来的负一万个单位的福祉,变成正五千个单位,而将来向这孩子多征收一百万元的税,使他的福祉从一百万个单位减少到90万个单位,而政府或社会其他人还能够得利。

也可以说,由于有了新的社会成员,就出现了新的外部作用,原来的“内部作用”,可能变成外部作用,孩子将来的快乐没有被父母充分考虑的外部作用。但这种外部作用,在传统经济学是完全没有考虑的。

关于人口与生育的问题,在中国肯定是应该全面放宽对生育的控制,甚至基于上述一些原因,可能可以考虑鼓励生育。

我们在下一两星期的文章, 多数会讨论男人的高度竞争性,造成许多狂妄的人,并叙述中国古今四位著名狂人的真实与有趣的故事。读者们,你们可以先自己选出几位,看与我选出的有没有共同。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(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)经济学学士学位,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(Reader),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(personal chair)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(Emeritus Professor)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,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(Distinguished Fellow)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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